2013年即将落幕，纵观该年度法律图书，本土资源中学术原创性专著式微(即便有，也多以修订版为主)，法律/跨界随笔集则大行其道；海外译著则以温故为主，通识普及类读本居多，原创学术类“黑马”寥寥无几。

      “整理国故”新意境

        学术原创性著作虽乏善可陈，但即便是“整理国故”式的修订版，还是有旧专著写出了新意境。
        作为刑法学界少壮派代表，张明楷年初推出了《刑法格言的展开》第三版，这距离1999年的第一版已有14个春秋。除了比旧版本增添了300余条法谚，诸多内容也作了大量修改，其中又以案例的解读最为精彩。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新案例给大陆法系的法典机器注入了活力，但对其与时俱进的解读又能在古老的法谚中找到依据。这或许正是作者十几年来孜孜以求的，也正是应景、应时的学术界匮乏的品格。将其对刑法格言的解读列入学术专著目录，是因为本书任何一个章节抽离出来都不失为逻辑缜密的学术论文。
       似乎是对张明楷的回应，刑诉领域的陈瑞华推出了《看得见的正义》的第二版，该版本距离首印版已有13年之久。更不无巧合的是，《看得见的正义》也是通过刑事程序法格言来展开论述。作为学以致用的工具法，刑诉法在法理上要弱于刑事实体法，这在《看得见的正义》中略见端倪，但这丝毫不妨碍本书成为《刑法格言的展开》的姊妹篇。
       随着权利意识的觉醒，旧式刑诉法“刀把子”、“打击犯罪”、“从重从快”这类话语系统日渐与法治文明要求相悖，公民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被提到议事日程，而程序正义不啻公民权利的大宪章。正义不仅要实现，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刑法是“犯罪人权利的大宪章”(李斯特语)，那么刑事诉讼法无异于“被告人权利的大宪章”，这可以解释《看得见的正义》初版13年后修订的必要性—和13年前相比，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是进步还是倒退了？本书并没有直接回答，但13年前存在的程序问题当下依旧存在，这也是作者的时代焦虑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学术专著中还是有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比如李贵连《法治是什么》一书中对“法治”的祛魅。鉴于中国历史上不同社会形态的区域不平衡性(譬如鸦片战争后一个世纪之久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多元性(一国两制)和复杂性，李贵连《法治是什么》一书中贵族法治、君主法治、党治、民主法治的分类弥补了长期以来法制史零和博弈叙述的不足，无异于雪中送炭。
       《法治是什么》并未将“法治”拔高和神话：西周时期有贵族法治，秦朝有重在“治吏治官”的法家法治，秦汉以后有君主法治，黄宗羲为代表的法治诉求在书中被视为“前近代法治思想”，清末沈家本鼓吹的法制改革则代表了君主立宪思潮下满清皇室对西方法治的被动适应，而孙中山身上则体现出新旧转折时代一名资产阶级革命者所具备的驳杂。
       从意识形态两分法，到百舸争流、多元共生的法治生态，少了“刀把子”的霸气，更多了传统文化的“温情和敬意”(这在“前近代的‘法治’思想”章节体现得尤为突出)，中华法治嬗变中的偶然和必然、阵痛和新生，体现得更加丰满。
       法律人随笔如火如荼
       和学术原创著作青黄不接相对应的是法律人随笔的如火如荼。就涉猎而言，涵盖法律、电影、文学、家史、社会等领域。法律人写法律随笔并不稀奇，季卫东、邓子滨、贺卫方均不失为个中翘楚，但法律人对电影、文学乃至家史坐而论道，实可谓2013年法律图书的奇观。
       法律随笔是一种“接地气”的抵达，在普法上的价值不啻每天中午的《今日说法》。在这个层面，邓子滨《斑马线上的中国》颇具现实关怀。从测谎仪到摄像头，从安检到城管，从示众式审判到因言获罪、跨省追捕，法治十年可谓筚路蓝缕。斑马线是一个绝佳的隐喻，介于安全和危险的暧昧地带。《斑马线上的中国》看似法治话语的启蒙版，骨子里却是法律人呼唤制度文明的振聋发聩之音。
       和《斑马线上的中国》的“接地气”相比，季卫东《大变局下的中国法治》更近乎象牙塔气质，当然，这也和两位作者不同的人生经历有关。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负笈东瀛的季卫东即使在法律随笔中也不失日本学术训练养成的工具理性，这更凸显了海归法学教授的理想主义性质。
       作为随笔专栏的汇编，《斑马线上的中国》和《大变局下的中国法治》虽有观点，却无一以贯之的清晰脉络，梁治平《法律背后的故事》弥补了这样的缺憾。作为一本法律通俗读物，《法律背后的故事》让笔者重温了高三时阅读房龙《人类的故事》时的快感。既是优秀的文化普及者，又是法哲学大师级人物，梁治平在《法律背后的故事》中实现了这样的平衡。利益、情感、规范、制度、积习、秩序以及其他因素都可能渗透看似无坚不摧、疏而不漏的法律，要了解法律的真相，必须知道法律背后的故事，这也是本书的母题所在。
       《坐等天明》(许章润著)、《孤独的敏感者》(王人博著)这一系列的跨界随笔则体现了另一种可能。不管是法理学者许章润在《坐等天明》书中的“痛说革命家史”，还是宪政学者王人博在《孤独的敏感者》中神侃文学和电影，都体现了法律人的入世品格。
       许章润、王人博的跨界超出了我的预期。事实上，无论是许章润对坎坷家世的叙述，还是王人博对小众电影的分析，都体现了中年学人和学术现实若即若离的生存状态—越界随笔虽包罗万象，但法律人的理性思维依旧，对公平正义的上下求索依旧。正如前文所言，法律人是入世的，但这在法治未彰的转型期又是举步维艰的：因为有“著书都为稻粱谋”的现实焦灼，注定了无缘于“躲进小楼成一统”。
       海外译著以美国为主
       海外译著中美国一直是参照物，尽管美国是判例法国家，迥异于中国的大陆法系。
       普利策奖得主、专事美国最高法院事务报道30年之久的琳达·格林豪斯，在《美国最高法院通识读本》中普及了该院的运作机制：官司如何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又该如何判决？首席大法官的地位为何尊崇？法官助理如何发挥作用？在美国，一切政治问题，最终都会转化为法律问题，这和威权国家正好相反，这庶几可以解释译者何帆在内的法律人以太平洋(601099,股吧)彼岸的美国为法治楷模和参照物。
       美国成为太平洋彼岸中国法律人的集体乡愁，还在于美国是先有宪法、后有国家。宪政共识先于政治国家，这在人类政治文明史上都是罕见的。《民主的奇迹：美国宪法制定的127天》一书即以美国宪法的酝酿、争议和诞生为背景，生动展示了律师、小业主、农场主这些州代表在制定宪法时的角力和妥协。
       该书是鲍恩关于1787年在费城召开的美国联邦制宪会议的经典史传，被列为美国大中学生相关课程的必读书目。激辩不止、富戏剧性的制宪会议如何缔造出不朽的政治文献—美国宪法，而这部宪法造就了当今世上最富强的国家。建议本书的读者和2005年出版的《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易中天著)对比阅读，这样更能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美国乡愁。
       一言以蔽之，2013年法律图书以普及良知常识为主，真正学术性原创著作寥寥无几。在喧嚣浮躁的小时代，潜心书斋的治学是清冷的，更显弥足珍贵。
来源：法治周末